我对意象的理解

意象就是卷子上说的“寄托主观思想的客观物体”。

就像一只包装好的礼物,意象就是那个漂亮的盒子,其实没有盒子也行呀,但是一只光秃秃的礼物总不太令人开心,一眼就看直了,一点也不诱人。

意象本身没有意义,但是文学需要它,它是一种美好的文学效果,它具有含蓄的美感,它代表着主旨思想,也可以引领着思绪向中心蹦去。

在小学时,尚是懵懂,作文本上总是流淌着流水账。那时老师上语文课讲得最多的就是:“不要写流水账!”然而我们不能理解到底怎样才不是流水账。现在想想,流水账就是缺少意象的后果。你看那流水哗哗的就流去了,你的情感曝光的彻彻底底,难怪看流水账无聊啊。

后来也从没有老师讲作文的时候讲过意象,我们倒渐渐地明白意象这个概念,一点一点的运用在作文里,想那些什么大雨里的伞啦,深夜里的热牛奶啦,都是我们初期制造的稚嫩的意象。开始时,老师会表扬懂得这样写的小孩,后来大家蜂拥而上个个都是写伞,写牛奶的好手。后果可想而知,老师常备止吐药,从一开始的表扬到后来撂下一句:“要真情实感,不要空虚。”那时我比较脑抽,新概念作文看多了,开始制造意识流,就是全文没有货真价实的东西,全是无病呻吟的感情,(那时真有潜质成为非主流……)然后那时的语文成绩很奇迹的考到了78,全亏作文给我扣了13……想想都是泪。那时那位老师还是很温柔的,她比较看好我,她跟我说:“你写情感写的很好,很细腻,但是你要应试,不能写这样意识流的东西,考官要看真实的。”我那时就在不停的点头,跟小鸡哆米似的。末了,她还鼓励了我一下:“你以后可以尝试写这样的风格。”

不过,这么多年后,我已经放弃了这种风格,并且由衷地劝诫大家,不要轻易尝试这种神风格,那不是我们能够驾驭的。

说这些,无非是想说,意象到底只是副皮囊,里面必须得装一个与之相衬的灵魂,通篇只是意象,那简直是诈尸,(我以前那些文章,读来就是满纸的丧尸气)。这也是运用于塑造意象的最关键,意象的背后必须装上你的真情实感。不然这就只是一个空洞的画皮而已。写作文就成了让自己的思想和老师的红笔都饱受摧残的炼狱。

关于意象的选材,我倒不是很介意。

世间万物皆可选材。不必太刻意去选那些风骚的花啦雪啦。(我不是说不能选花与雪,不要勉强去找那些形象)只要合上你的心意与情感,猪也是可以的。(比如王小波的《一头特立独行的猪》)。

好啦,我说完了。

附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
王小波
插队的时候,我喂过猪、也放过牛。假如没有人来管,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。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,饥则食渴则饮,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;这样一来,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,完全乏善可陈。人来了以后,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: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。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,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:前者的主题是干活,后者的主题是长肉。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,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,除了八个样板戏,也没有什么消遣。有极少数的猪和牛,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。以猪为例,种猪和母猪除了吃,还有别的事可干。就我所见,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。种猪的任务是交配,换言之,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。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(肉猪是阉过的)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,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。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,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。总的来说,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。但它们还是接受了:猪总是猪啊。
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。不光是设置动物,也设置自己。我们知道,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,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,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,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,前者像些斗鸡,后者像些母猪。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,但我以为,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。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?人也好,动物也罢,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。我喂猪时,它已经有四五岁了,从名分上说,它是肉猪,但长得又黑又瘦,两眼炯炯有光。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,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;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,这一点又像是猫——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,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。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,它也是我的宠儿——因为它只对知青好,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,要是别的人,它早就跑了。它是公的,原本该劁掉。不过你去试试看,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,它也能嗅出来,朝你瞪大眼睛,噢噢地吼起来。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,等它吃够了以后,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。其他猪看了嫉妒,一起嚷起来。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,但我和它都不在乎。吃饱了以后,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,或者模仿各种声音。它会学汽车响、拖拉机响,学得都很像;有时整天不见踪影,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。我们这里也有母猪,都关在圈里,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,又脏又臭,它对它们不感兴趣;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。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,但我喂猪的时间短,知道得有限,索性就不写了。总而言之,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,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,还说它活得潇洒。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,他们说,这猪不正经。领导则痛恨它,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。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——我尊敬它,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,把它叫做“猪兄”。如前所述,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。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,但没有学会——假如学会了,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。但这不能怪它。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。
后来,猪兄学会了汽笛叫,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。我们那里有座糖厂,中午要鸣一次汽笛,让工人换班。我们队下地干活时,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。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,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——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。坦白地说,这不能全怪猪兄,它毕竟不是锅炉,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,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。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,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,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——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,但我不为它担忧——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,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。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,一百人也这不住它。狗也没用: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,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。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,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,手拿五四式手枪;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,手持看青的火枪,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。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:按我和它的交情,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,和它并肩战斗,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——它毕竟是只猪啊;还有一个理由,我不敢对抗领导,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。总之,我在一边看着。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: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,任凭人喊狗咬,不离那条线。这样,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,反之亦然;两头同时开火,两头都会被打死。至于它,因为目标小,多半没事。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,它找到了一个空子,一头撞出去了;跑得潇洒之极。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,它长出了獠牙,还认识我,但已不容我走近了。这种冷淡使我痛心,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。
我已经四十岁了,除了这只猪,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。相反,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,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。因为这个原故,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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